趣购彩快三

王艺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本文根据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艺明教授2021330日在安徽大学“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理论研讨会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新书发布会”上的报告整理。

 

感谢安徽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邀请,让我有这个机会过来交流。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论文,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论文的主要思路是:通过改革可以实现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培育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所以这篇论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阐述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和意义,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探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怎么跟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相结合。论文主要是围绕这个中心来阐述,而且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应该是生产力标准,所以我们用生产力标准来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具体路径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除了进行理论分析,论文中也有一个实证研究部分,用劳动价值论的方法构建衡量国有企业劳动生产力的指标,并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不是提升了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进行的一项关于生产关系的变革。习近平总书记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呢?就是自觉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的活力,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这实际上就是生产力标准。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的改革,目标在于提高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创新能力、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所以我们在衡量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的时候,不应该从利润率这个角度来衡量,因为国有企业很多领域是私人资本不愿意进入的,但又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总体战略急需的,所以这篇论文就是从这个角度构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劳动生产率指标来衡量国有企业的效率,这是论文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所以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目标,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目标,又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面的企业制度。另一方面,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我们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应该具有跟基本经济制度相一致的历史特征。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论文提了五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形势结合的探索;二是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改革过程中实现市场价格机制的培育;三是在坚持生产力标准的前提下,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探索;第四个方面,它既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过程,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竞争机制的过程,是两者的统一;第五个方面,它是基于生产力标准推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机制相结合的改革探索。我们认为以上是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阐国有企业改革的五个方面的意义。

 

再有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的目标和意义。我们现在既要保持公有制的性质,又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来组织资本和生产。所以这两方面要兼顾,判断的标准实际上是生产力标准。股份制作为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可以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股份制的观点出发,首先股份制本身是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产物;股份制不会改变企业的公有性质,而且还有筹集资金,促进资本集中的功能,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支配力,保证公有制主体,增强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最后,在跟股份制下面政企分开的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有助于将国有企业塑造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论文也提出了在产权制度下,法律关系的治理结构方面的安排,比方说我们强调生产资料所有者自愿投入,他们在权利和义务上的平等,在利益分配上的公平,是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方面应该坚持的原则。在企业的治理权利和利润分配上,我们认为要采取以下原则:一是承担责任最大的产权主体要拥有最大的决策权,当然他有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剩余索取权不能完全等同于对剩余价值的索取,而是和企业的管理职能,即生产过程中发挥的监督、指挥、管理和协调劳动者劳动的职能相关;其次,要避免私有化以及难以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和效率的问题,就是要克服内部管理人问题;第三,我们认为在企业的分配中,还是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这样可以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努力程度,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力。

 

论文还做了另一个工作,就是如何衡量企业的劳动生产力(率),对于这个问题论文中做了一个文献的综述。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是一回事,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较多。首先是怎么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社会劳动生产率,这方面卫兴华教授提出用不变价格的人均GDP来衡量,实际上这个方法有一些文献,包括卫兴华(2014)、骆桢和李怡乐(2014)、王艺明和胡久凯(2018)、荣兆梓和李亚平(2021)等;还有一部分文献用投入产出表来计算全劳动生产率,全劳动生产率最早是置盐信雄(1977)最早提出来的,然后广外的戴老师(戴艳娟和泉弘志,2014;戴艳娟等,2018)还有最近冯志轩(冯志轩和刘凤义,2020)的一篇文章就是用投入产出表来衡量全劳动生产率;实际上马克思还注意到个别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企业层面的劳动生产率,最早的时候是荣兆梓教授1992年的一篇文献,讨论怎么衡量企业的个别劳动能率。冯金华教授2016年的一篇文章,还有我最近在《世界经济》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刘一鸣和王艺明,2021)都是衡量的企业的个别劳动生产率。实际上劳动生产率,不管以什么方法衡量,基本的规则都是以不变价格来衡量劳动创造的增加值或者总价值,除以投入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不管是全劳动生产率还是活劳动生产率都采用这种方法衡量。一般来说,正如荣兆梓教授(荣兆梓和李亚平,2021)所指出的,马克思提到个别劳动生产力的时候多数指活劳动生产率,我们也构造了一个指标来衡量国有企业的活劳动生产率。

 

论文实证研究的出发点就是生产力标准。马克思在否定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的时候,他就说不要只看理论,这个问题要通过统计数据来解决,因此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结合统计计量方法是有必要的。这篇论文就用统计计量方法来分析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问,研究中采用因果推断,就是匹配加DID的方法。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它提高了企业的工资水平,当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不显著,这是实证部分的主要结论。

 

最后论文也做了一些政策建议,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如果就1998年到2013年的企业数据来看,是哪一些企业先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是绩效比较差的企业进行了企业所有制改革,相反,进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的绩效要比没有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要高很多。所以我们实际上是“靓女先嫁”,绩效较好的国有企业先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就意味着,进行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主要不是解决企业困难的问题,而是让绩效比较好的企业吸引非公有制资本来参与,实现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和企业治理机制的完善。

 

谢谢大家。